第四十七章《汉族风俗史（第四卷）：明代

一定程度上实现了“贫贱之别，望而知之”的有序、有制、有度、有数的规范化程式。汉族地区官民人等物质生活俭朴，价值观念守成，精神生活沉闷，社会秩序相对稳定，日常生活多循礼守制，社会风俗“俭朴敦厚”。正如王丹丘《建业风俗记》曰：“嘉靖十年以前，富厚之家，多谨礼法，居家不敢yin，饮食不敢过。” 王丹丘：《建业风俗记》。《吴江县志》曰：“明初风尚诚朴，非世家不架高堂，衣饰器皿不敢奢侈。” 《吴江县志》卷三八。《肇域志》曰：“国初，居民无他嗜，率尚简质，中产之家，犹躬薪水之役；积千金者，宫墙服饰，窘若寒素。” 《肇域志》山西二。

    ??但是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、呆滞的风俗习尚，禁锢了人们美好的生活理想，扼杀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。显然，这种依靠严刑峻法维系的世风，是不可能持之久长的，它必然随着生产的发展、经济的繁荣、人们思想观念的活跃和朝廷纪纲的废施而告终，“敦厚俭朴”的社会风俗终究被“越礼逾制”、“趋新慕异”的“异调新声”所替代，明代汉族社会风俗进入新的历史阶段。

    ??2.中叶的“趋新慕异”

    ??自成化初年至嘉靖末年（1458～1522年）为明代汉族风俗发展的第二阶段。在这一阶段，汉族地区的物质生活和社会风尚已突破恪守礼制、单调刻板、简陋俭朴的程式，而逐渐呈现出趋新慕异、绚丽多姿的风采。

    ??明代社会经过近百年的经营，到成化、弘治时期，社会经济也得以全面的恢复和发展，社会财富有了一定的积累，经济生产领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。官营手工业允许工匠“纳价准工”，造成民营手工业的兴旺；人民生活必需品盐茶的官卖制开始松动，带来了商业的繁荣；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棉织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