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9章 问僧（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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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政策密切相关。太祖本人当过一段时间的和尚，对佛教管理中存在的弊端非常清楚。他建极以後，认为佛教既有消极的一面，也有重要的辅政作用，因此对於佛教是管理、利用相结合——至於他本人，广造杀业的时候可没有受到佛法的一丝一毫的影响。 出於便於统治和愚民的目的，并尽量减少佛教对生产生活的负面影响。太祖在佛教的推广和管理上制定了细密的宗教管理制度和措施[注1]。 这些制度和诏令对中国的佛教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有明一代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既没有像满清和後世那般泥沙俱下，鱼龙混杂；也没有像在灭佛的朝代中那般，被打压的无处容身。一直不温不火，处於一种健康状态。 虽然嘉靖时期，佛教因为皇帝崇信道教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但隆庆帝信仰佛教，并在登基後纠正了嘉靖崇道灭佛的政策。至於他的两位妻子，则崇佛到了痴迷的地步。尤其是李太后，原时空她的崇佛活动，直接在晚明时期让佛教兴盛到了隋唐之後的最高峰。 在隆庆六年，刚秉政的慈圣太后会同冯保、国公朱希忠等权贵，向皇姑寺布施了一口大锺。皇姑寺历来与崇佛的明代宫廷关系密切，李太后布施大锺实际上是向天下展示了当政崇佛的风向标。 李太后带头之後，立即在本就有一定佛教基础的天下掀起了崇佛的风潮。“京师内外，多置梵刹，动费聚万。”朱翊钧穿越过来後，将李太后用内帑修造梵刹的兴趣转向了蒙古、宁夏和西藏等地。但汉地权贵为了巴结慈圣，布施